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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，强调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。笔者去年以来在深入实际开展关于乡村振兴问题的调研过程中，发现大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并不充分，迫切需要走出一些思维误区。
所谓的农村，主要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理论分析，按照这一理论分析框架，农村的主要功能定位为专门从事第一产业的范畴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把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转换成了乡村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变化，而是对乡村地位、乡村功能、乡村经济、乡村社会、乡村文化、乡土情怀等乡村多元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认知，或者说，是要从原来单一的农村经济功能、小农经济范畴中解放出来，重新解读和发掘乡村的多重功能、深层意蕴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新时代的高度，走出思维误区，以全新的思维认识乡村、振兴乡村。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那些惯性思维认识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就会犯方向性错误。可见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“知”十分重要。
第一，不能用一般经济思维看待乡村。当年，毛泽东同志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，是因为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，农民可以成为革命的燎原之火和胜利之本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，是因为农村蕴藏着巨大的生产能力，既可以解决迫在眉睫的亿万人民“温饱”问题，又能够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物质积累。历史走到了今天，农村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，而是社会稳定的“蓄水池”和文化建设的主阵地。所以，如果仅仅从经济功能的角度看待乡村，其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微弱的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从全国看，由占40%以上的乡村人口来分享7.2%的农业生产总值；从保山看，由占63%以上的乡村人口来分享22.8%的农业生产总值，农民最多只能脱贫、不可能致富。也就是说，农业不是发家致富的出路、农村不是发家致富的场所。沿海发达地方的农村之所以同样发达，是因为它们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，早已经实现了乡村工业化，农业资源已经大量地转化成了二三产业。可见，倘若我们仍然用GDP思维认识和解决乡村问题，就根本无法读懂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内涵和核心要义。
第二，不能用城市建设思维治理乡村。乡村与城市，是承载人类文明的两大载体，有学者称其为阴阳两极，城市带有阳刚之气，乡村具有阴柔之美，它们分别具有彼此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。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都认为城市才是文明的、先进的，乡村则是不文明的、落后的。其实，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，乡村才是真正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，集生产与生活、传统与文化、历史与政治、经济与社会于一身的文明综合体。只不过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时代后，我们过多地重视其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它的文明底蕴和传统意义。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，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了乡村，文化建设的重心放到了城市，那么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，就需要颠倒过来，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城市，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放到乡村，去充分挖掘中华五千年的乡村价值和历史文化，而不是“把乡村建设得与城市一样”，就如同不能把女人装扮成男人一样。同时还要看到，乡村是熟人社会，城市是生人社会，这就决定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在理念、思路、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，不能简单套用小区化等城市治理的思维模式治理乡村，而是要走具有乡村特征的特色治理之路，形成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融合的独特的治理体系。
第三，不能用工业经济思维发展乡村。乡村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载体，是以生命为主要对象，以土地、自然、生态、文化等要素为生产资本，满足人类生存和多种需求的发展方式，它不同于工业经济的单一化、规模化、趋同化的生产方式，而是具有小而特、小而美、多样化等特征，所以我们称其为“小农经济”。事实上，在乡村振兴中，小农经济既有其局限性，也有其独到之处，它能够以小而美、小而优、小而特、小而多的独到价值，满足人们对经济、环境、文化、产品、风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，符合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时代消费观念。我们需要破解的，是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。可见，如果用工业经济思维来发展乡村，势必走向生产单一、产品趋同的泥潭，那是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。
第四，不能用传统管理思维振兴乡村。只要是管理，就必然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。传统的管理思维，都是管理者运用行政、经济、权力等手段激发或处罚被管理者，机关、企业都带有这样的性质。然而，乡村并非机关、企业，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、靠亲情维系进行生产生活的地方，温厚、敦实、好客、崇礼、重情、勤俭、互助、相帮等生活态度，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伦理传承。所以，振兴乡村过程中，政府与农民之间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，千万不能滥用行政、经济、权力等手段进行管理，必须培养造就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的“三农”队伍，用亲情思维与农民打交道、交朋友，通过血浓于水、水乳交融的群众工作方法培育农民的感恩思想，进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，打通党的政策与乡村之间畅行无阻的阳光通道，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。
（作者系保山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）
